今年以來，美國在中國周邊的“印太”布局來勢洶洶，從“印太經濟框架”“四邊安全對話”到“四方芯片聯盟”，再到其他各種倡議計劃，花樣迭出。應當看到，在表面上擺脫了特朗普時期的歇斯底里之后，拜登政府以遏華為指向的“印太戰略”逐步走向精細化、系統化，注重長期布局，也更具實用主義色彩。這種策略性調整顯然是為更充分地服務于其對華競爭遏壓戰略的需要。
客觀地看，當前美國軟硬實力依然全球領先，尤其是長期把持著一些制度性權力和國際話語權，使其依然能夠掌控一些多邊機構，操弄國際輿論風向。這就容易給人一種印象：美國在對華競爭中勢頭很猛，特別是在國際上一些媒體和輿論渲染下，中國面臨的周邊形勢似乎比較嚴峻。但如果仔細分析，美國通過各種方式營造的“主動有利”局面其實水分很大，并不符合實際情況。
環顧周邊，中國東盟關系蓬勃發展，區域經貿合作逆勢增長，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總體穩中有進。就臺灣問題而言，絕大多數國家支持一個中國原則，理解支持中國維護國家主權的反制行動。下半年東盟國家主辦一系列多邊峰會，迎來“東亞時刻”。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為代表的亞太架構下的各種區域合作機制有著強大生命力。維護團結、共謀發展、反對陣營對抗依然是地區國家的普遍訴求。
從更長時間跨度和更大宏觀視角看，美國“印太攻勢”背后透露出的是嚴重戰略焦慮。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世界格局的整體性變化。亞太地區已經成為全球經濟主要引擎，對于包括東盟、印度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美國愈發焦慮，采取的一系列行動是對這種世界大勢的反彈。無論“美國優先”還是“美國回來了”，表現形式不同，核心思維一致，即美國必須永遠當世界老大。本質上看，美國“印太攻勢”源自對自身霸權地位旁落的焦慮，實際上是以攻為守。
不難發現，拜登政府這套“印太”組合拳有著明顯弱點和軟肋。一是美國的“印太”完全是為美國私利而非地區共同利益。對美而言，包括盟友在內的其他國家和地區都是其全球戰略棋盤上可以隨意擺弄的棋子，這是地區國家越來越看清的現實。二是美國的“印太”承諾口惠而實不至?！坝√洕蚣堋睕]有關稅減免和市場準入，美國不能開放本國市場對他國讓利，最終也不會對地區國家產生吸引力。美國在地區強行推動“脫鉤”“斷鏈”，只會將地區搞亂，對此地區國家都很警惕。三是美國的“印太”承諾始終受到國內亂局牽制。美國內政治極化嚴重，盡管民主、共和兩黨在對華強硬上有所謂共識，但無論誰上臺，都需要有一套自己的旗號和包裝，也會受到各自國內優先議題的牽制。這些都會影響美國對外政策的連續性。
面對一個表面上“更有章法”但實際上漏洞頻出的美國“印太戰略”，中國需要保持戰略定力和耐心。首先需要打開視野，從更長的歷史維度看待世界格局的演變。在波浪式前進的歷史進程中，我們既要避免被拉進某種陷阱，也不能止步于一些險灘或漩渦。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從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亞投行，到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新型國際關系、新安全觀，以及最近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這些理念和舉措符合世界潮流與國際社會現實需要，接下來應堅定不移地推動落實。
其次，中國要更加注意跳出美西方設定的敘事方式，對于一些無端指控既要堅決駁斥和頂回去，也要避免陷入某種有罪推定前提下的辯解。去年以來，中方通過一系列雙邊高層級互動對美展現堅定立場，顯然已經對拜登政府產生觸動，一定程度上促使美方反思對華無差別施壓的做法，正視中美關系的特殊性，從而以更加謹慎的話語來闡釋對華政策，更加精心包裝對華競爭打壓的手段。
美國務卿布林肯在5月份的對華政策演講中聲稱，美國政策重點是要“塑造中國的周邊環境”。美國正加緊在中國周邊投棋布子，這也從側面印證了中國外交格局中的“周邊是首要”。布林肯提出對華政策中的“投資、結盟、競爭”新三分法，其中的“結盟（alignment）”或可理解為在中國周邊拉攏盟友或伙伴來對付中國。中國同樣也需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周邊是中國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集中之地，中國當然會投入更大資源來深化與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系。中國要同東盟繼續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示范區、全球發展倡議先行區和全球安全倡議試驗區，構建更加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印度的快速發展對于國際格局轉變具有重要意義，中印關系要把邊界問題置于適當位置，堅持通過政治引領維護合作大局。對于日本和韓國，也應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繼續深化互利合作。另外，中國還需更加精心運籌“大周邊”外交。印度洋并非止于印度，還延伸到中東和非洲，廣義上亞太還包含俄羅斯和中亞，上合組織和金磚機制也是中國的重要戰略依托。
美國不可能壓垮中國，中國從來無意挑戰或所謂戰勝美國，但在面對美方單邊挑釁和遏壓的情況下不得不維護自身利益。從這個角度講，中美博弈是一場漫長棋局，局部勝負和一時優劣都非終局，競爭結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誰少犯錯。只要中國保持戰略定力和耐心，堅持發展自身，積極造福世界，美國阻遏中國發展的企圖就會不攻自破。（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